生活就像奥林匹克赛会；聚到这里来的人们通常抱有三种目的：有些人摩拳擦掌以折桂冠，有些人做买卖以赢利，但还有一些人只是单纯作旁观者，冷眼静观这一切。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

生活的意义问题不是那种需要或能够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的确，它更像是一则不可或缺的隐喻或是对生活的看法和洞察，从中你可以看出自己正在扮演何种特定的角色，有着哪些合理的期待。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生活是一场游戏，那么它就不会被严肃地对待。

游戏是一种自足的活动，即使它的确增添了某种东西（比如打篮球提高了协调能力，跑步提高了耐力等），游戏的意义也在于玩本身（“游戏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去玩。”）。不过，有人因此便会以狂热的竞争眼光来看待游戏。以这种方式来看待生活，就是把生活当作一场不间断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因此，如果你认为生活是一场游戏，那么追问一下这种游戏属于何种类型是重要的。有些游戏仅仅是为了消遣，有些游戏是为了证明你的优越（扳手腕），另有一些则是为了消磨时间（单人纸牌）；有些游戏别具交际性（桥牌），有些则是有意制造紧张（下高赌注的扑克游戏）；有些旨在伤害对手（拳击），有些则是为了帮助别人（比如借助游戏来资助慈善事业，看看谁能为了同一目标筹款最多）。

许多作家都曾把生活看作一种游戏，比如三十多年前，排在畅销书榜首的就是埃里克·伯恩[Eric Berne(1910-1970)，美国心理学家，他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了沟通分析理论（TA）用于心理治疗。写于1964年的《人们玩的游戏》是TA理论的奠基著作之一，出版后大受欢迎，极为畅销，使得TA理论闻名于世]的《人们玩的游戏》（Games People Play）。

有些哲学家也认为，语言、经济学和哲学本身都是游戏。认为生活是场游戏，是用一种特殊的眼光考察生活，避免把它看得太过严肃，同时也是为了强调一些东西，比如对规则的遵守、“生活要精彩”、享受生活、要尽力争取成功等。然而，我们却往往以一种危险的方式来谈论“胜败”。比如当我们将世界杯亚军称为一帮“败将”时，我们给自己定下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意义二：生活是一个故事

“生活是对艺术的模仿。”相对于柏拉图的“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英国剧作家和散文家奥斯卡·王尔德曾这样针锋相对地写道。

显然，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断断续续的，也不是朝向**一个大目标的，而是因循着某个相当详尽的剧本、故事或传记不断展开着的，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一边前行，一边构造着这个剧本。

故事的轮廓以及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首先是由我们的家庭和文化所赋予的，其次是由我们身处的环境赋予的。把生活当作一个故事，就是以一种特殊的时间方式来思考生活，把生活看成不断展开的情节和个性的连续发展（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称生活为一种“教育小说”，即一个青年人在经历生活中各种追求、失望和发现的过程中的个人发展）。

当我们做出生活中的决定时，我们经常发现自己所使用的标准也正是评价文学作品或电影时所采用的标准，它有趣吗？令人厌烦吗？有悬念吗？是否得体？时机选得如何？是否过分？这种做法符合主人公（即你自己）的性格吗？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斯[JohnBarth(1930-)，美国作家。其小说将辛辣的讽刺，犀利、粗俗的幽默与深奥、复杂的哲理融为一体，并以此闻名。

他的许多作品描写在一个没有绝对价值的世界里，人似乎不可能选择正确的行动]在《路的尽头》（The End of the Road）中暗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中的主人公。他这样写道：“波洛纽斯这个人物并不认为自己是《哈姆雷特》中的一个小人物。”《哈姆雷特》可以从波洛纽斯的角度加以重写 ，正如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的确已在其《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特恩已死去》（Rosenk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Tom Stoppard (1937-)，捷克裔英国剧作家。

他的作品，特别是根据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剧中人物所写的《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特恩已死去》一剧突出表现了作者**的语言技巧、精心的动作安排和巧妙的戏剧结构。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特恩本是《哈姆雷特》剧中受篡位国王之命，陪伴被认作疯人的哈姆雷特去英国的两个朝臣。斯托帕德将这段情节加以放大，两个弄臣反配为主。

其作品的主题是，人只不过是一个处于更大系统之中的、由不可理解的力量所主宰的小角色而已]一剧中从两个更不重要的人物的角度重写了《哈姆雷特》。当然，《哈姆雷特》是一部悲剧，但有些人是按照喜剧或闹剧的方式生活的，还有一些人则按照冒险故事的方式——选择那些有挑战性的工作或危险的嗜好——来生活。

他们不失时机地做一些富有戏剧性的事情，为的是给自己的光辉履历添上几笔。在这种观点看来，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不是**的目标或生活的结局，而是故事的质量、一个人生活和扮演角色的质量。如果选错了角色（选择了不适当的或高于自己能力的角色），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或者扮演了多个相互矛盾的角色，都会毁掉一个人在生活中所发现的意义。

意义三：生活是一场悲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但这个事实往往会被忽视，死亡会被看成一件倒霉事、通往来生的路或最终的灾难。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看得少一些戏剧性，视之为《哈姆雷特》、《麦克白》、《奥赛罗》或《浮士德》的稍逊一些的版本，那么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悲剧的一些关键要素（某些悲惨的缺陷、判断的错误、严重的矛盾等），它们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直到最后与死亡同归于寂。

在小说《局外人》的结尾，哲学家加缪让一个角色说出了这样的话：“人人皆为兄弟，等待他们的是同一个结局——死亡。” 与游戏隐喻相反，悲剧隐喻把生活变成了一个严肃的、不愉快的过程，尽管偶尔也会碰上一些快乐的事情，但生活终将有一个不可抗拒的悲惨结局。在这种观点看来，活得好意味着把一个人的悲剧角色扮演好——英雄式地承受它，也许时而孤独地发出几声哀鸣。

“生活是一个玩笑。”也许并非如此，但相对于把生活当作悲剧，这样想或许能使人重新振作起来。长期以来，笑作为生活中的一个要素，甚至是作为好生活所特有的要素，是备受忽视的。关于笑，柏拉图没有费多少笔墨，不过在其苏格拉底对话中，他确实赋予了幽默以很深的含义。16世纪的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写了一本有关人类生活的非常深刻的书，名曰《愚人颂》，即是对人的愚蠢进行颂扬。尼采所虚构的先知查拉图斯特拉被（他的动物朋友）教诲不要太过严肃，要享受欢笑与无常。

引文资料：等死

[默而索在狱中等待被处决：]

白天，我就考虑我的上诉。我估量我所能获得的效果，从我的思考中获得**的收获。我总是想到最坏的一面，即我的上诉被驳回。“那么，我就去死。”不会有别的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谁都知道，活着是不值得的。事实上，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关系不大，当然喽，因为不论是哪种情况，别的男人和女人就这么活着，而且几千年都如此。

总之，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反正我总得死去，现在也好，四十年后也好。此刻，在我的推理中使我有些为难的，是当我想到还要活四十年时心中所产生的可怕飞跃。不过，在设想我四十年后会有什么想法时（假如果真要到这一步的话），我尽管把它压下去就是了。假如要死，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都无关紧要。所以（困难的是念念不忘这个“所以”所代表的一切推理）我的上诉如被驳回，我也应该接受。

——阿尔贝•加缪，《局外人》，1942

当然，幽默有各种各样的。既有好的，也有糟的；既有令人不快的，也有冗长杂乱的。有些思想家可能会强调幽默所含深意的重要性，但另一些人会说，笑本身就是重要的，而不应是笑声背后的东西。不过，笑话应当在短时间内就能奏效，一个花费过长时间去讲笑话的人很容易使人觉得乏味。然而也有一些更为严肃的喜剧，它们不是一个劲地做诙谐独白，而是关于抱负与挫折、欲求与失望的一个个故事。它们没有用加缪所说的“荒谬”进行加工，而是赋予荒谬一种幽默的含义。

悲剧和喜剧可以在“黑色幽默”或讽刺中融合起来。在由亨佛莱·鲍嘉任男主角，约翰·休斯顿任导演兼编剧的影片《碧血金沙》（Treasure of Sierra Madre）的结尾，那位老人（由约翰·休斯顿的父亲沃尔特·休斯顿扮演)失去了一切，但他却突然放声大笑，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去做。对于这样一个关于贪婪、失望与死亡的故事来说，这也许是**可能的“欢乐收场”。无可否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多地使用一些幽默，但不是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电视已经提供得够多了），而是用在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上，用在我们审视自己弱点和不足的方式上。

与思想家相遇：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至今仍然被认为是德国最伟大的作家。此外，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律师、艺术家、冒险家、物理学家和政治家。他在植物学上做出了重大发现，还就牛顿的物理学写了不少文章。从简单的情诗到复杂的鸿篇巨制，歌德的著作实际上涵盖了所有文学体裁，其中最**的当数他花费六十余载写成的《浮士德》。他曾经主张要“让诗歌讲德语”，后来黑格尔在哲学上继承了他。这两位伟人都把自己的著作基于生长的生物自然观，从而与牛顿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的机械自然观相抗衡。

（海阳家政）